年来，我国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人口素质大幅度的提高，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人口迁移流动日益活跃，人口整体面貌和生活品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人口工作，适时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作出促进人口高水平发展重要部署，推动我们国家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伴随生育政策的优化完善，我国人口经历了由快速地增长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

  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人，2023年增加到14.1亿人，增加了8.7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17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为人口快速地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一下子就下降，自然增长率显著上升，人口迅速增长。1970年，我国人口增加到8.3亿人，比1949年增加2.9亿人，年均增长2.1%。

  1971—1980年，为调控增长阶段。因人口增速过快，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一天比一天突出，为有效缓解压力，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速逐步下降，1980年人口增长率由1971年的2.7%下降至1.2%。这一阶段全国人口由8.52亿人增加到9.87亿人，增加1.35亿人，年均增长1497万人。

  1981—1990年，为增速回升阶段。因新中国成立后在“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阶段，人口增长率出现回升，1987年达到阶段峰值1.7%。这一阶段全国人口由1981年的10.0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11.4亿人，增加1.4亿人，年均增长1585万人。

  1991—2021年，为人口平稳发展阶段。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人口增速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这一阶段全国人口由1991年的11.6亿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亿人，增加2.5亿人，年均增长848万人。

  2022年以来，受生育观念转变、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人口总量会降低，但仍保持在14亿以上，2023年全国人口为140967万人。

  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发展深刻转变，经历了典型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死亡率急剧下降带动人口增长率由低转高。194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都较高，分别为36‰、20‰，自然增长率较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1970年已降至8‰以下。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第一次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2000年，生育率下降带来人口增长率降低。70年代前，我国生育率保持高位。1949—1969年，除三年严重困难特殊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基本在30‰和20‰以上。70年代后，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行，生育水平下降，20世纪末人口出生率降至15‰以下，自然增长率降至8‰左右。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000年以后，我国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与现代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类似。总体看，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历程符合国际社会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较大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突出。为控制人口较快增长，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逐步形成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和个别人群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生育政策体系，这一生育政策体系基本延续到2013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洞察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因时因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底，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的策略，全方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21年6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生育政策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投入，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促进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推动创新主体和人才的活力进一步释放，科学技术创新生态进一步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力规模随人口的增加而扩大。1953年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1亿人，1964年增加到3.5亿人。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5.7亿人、7.0亿人、8.1亿人和9.2亿人。1982—199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3.2%，年均增长1645万人；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15.6%，年均增长1088万人。进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3.4%，年均增长1082万人。尽管增速下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绝对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观。201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3亿人，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23年为8.6亿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减少，但我国劳动力依然充沛，劳动参与率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准，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方法，也是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为我国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全民族素质大幅度提高。1964年，每10万人口中仅有416人受过大专及以上程度教育，2000年增长到3611人，2020年飞速增长到15467人。2023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2.5亿人，而1964年全国仅有288万人受过大学文化程度教育。文盲率更是从1964年的33.6%，下降到2020年的2.7%。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23年的11.05年。2023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4.1%。我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人才发展红利加快释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地发展，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建成了世界上顶级规模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人民体质日益增强，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1949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1957年达到57岁，1981年上升到68岁。30多年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继续扩展，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202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9岁，比2010年提高3.1岁。此外，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显著改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繁荣发展，全民健身参与程度逐步的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明显提升。2021年底，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1]，人口健康情况继续提升。老年人健康情况改善，健康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健康老年人口比重达到54.6%，比201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人口流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由乡村到城镇、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流动是推动国家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和户籍制度等因素限制，我国人口流动相对较少。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大多与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相关，并且这种人口迁移经常是同户籍关系一起变动，一般是大规模、较长期的搬迁。

  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规模逐步扩大，占全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1982—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从657万人[2]增加到213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0.6%提高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1990年以后，流动人口增速加快，2000年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9.5%；2010年为2.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6.5%；2020年，流动人口达到3.8亿人，比2010年增长69.7%，占全国人口的26.6%，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从人口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海、沿江地区及内地城区集聚，东部地区人口持续增加。人口流动重塑人口空间分布，助推产业体系升级调整，对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珠三角、长三角等流动人口密集区，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上涨的速度最快的地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方法，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前，由于人口就业压力巨大、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国情，城镇化进程较缓慢。1949—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扎实推进。2023年城镇人口达到9.3亿人，比1978年增加7.6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689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66.16%，比1978年提高48.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格外的重视城镇化建设，实施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各级城市逐步放宽落户限制，2023年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3%。非流动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等逐步覆盖非流动人口，医保等各类社保跨转流程持续完善，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跨区域人口流动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转移。

  20世纪80年代后，人口迁移流动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流动人口集中趋势明显，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2020年，全国11个主要城市群[3]人口合计为6.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4.6%。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35.0%、12.0%。城区非流动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数量由6个增加到7个，城区非流动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数量由10个增加到14个。此外，人口向省会城市、中心城区集中，2020年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不包括直辖市）非流动人口2.3亿人，比2010年增加5343万人，增长30.3%；各类城市城区人口达到5.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0.7%，比2010年增加1.7亿人，占比提高10.8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房屋的品质及配套设施等均有质的提升。2000年，全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2.8平方米，2020年增加到41.8平方米。房屋的品质的提升越来越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不少居民居住在土坯房中，2020年居住在钢及混凝土结构住房的户数达到66%以上。另外，居民住房内设施的配备更加齐全，生活便利性有了极大提高。2020年，95.1%的住房内有独立使用的厨房，91.3%的住房内有管道自来水，85.2%的家庭主要炊事材料为燃气或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发展走过的每一步都与特定时期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实现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长期有利的人口环境。

  [1]数据来自2022年3月30日国新办召开的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有关情况发布会。

  [2]1982年、1990 年人口普查界定流动人口的时间跨度为“一年”，1995年及以后的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界定人口流动的时间跨度为“半年”。

  [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兰西城市群、 关中平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